收過中國邀請函，也曾被肉搜逼問，漫畫家高妍、裝咖人嘉祥談親身經歷，同為樂迷，怎麼看「我們中國人」表態風暴？

📌 集數概述

本集邀請四位關鍵人物——報導記者許思凱、漫畫家高妍、樂團裝咖人主唱張家祥及主持人雪莉——深入討論原始調查報導《唱紅色主旋律——台灣獨立樂團吸進中國的靈魂考問》改編成的漫畫新書《唱進中國》（報導者事件部 005）。現場有超過 100 位讀者參與。這不僅是關於五月天爭議事件的座談，更是對當代創作者在中國政治與市場雙重壓力下生存狀態的深度探討。從個人音樂啟蒙到集體認同危機，四人以親身經歷呈現台灣獨立音樂人面臨的複雜困境：該如何在保護自身生計與堅守創作信念之間，找到微小卻堅定的抵抗方式。

🎯 核心議題

• 何謂「獨立精神」？ 獨立音樂是純粹的藝術自由表達，還是必須與社會土地進行政治對話與承諾？
• 審查的隱形與有形 中國明確的言論管制與台灣隱微的輿論激化，對創作自由的威脅分別如何運作？
• 樂迷身份的主體性困境 當你最喜歡的樂團改變政治立場，樂迷應如何重新定位自己的感受與價值？
• 創作者的多重身份壓力 作為藝人、團隊領導、家庭成員，創作者如何在不同角色衝突中尋求平衡？
• 微小抵抗的有效邊界 一旦抵抗被曝光，審查單位就會研發新的堵截方式——真正有效的抵抗是否只能永遠隱蔽？

🔍 重點內容

音樂啟蒙的時代烙印：從獨立到社會連結

張家祥出身嘉義，高中每天花 2 小時通勤至台北上學。長時間的車程讓他大量接觸音樂，起初沉迷於五月天等主流樂團。直到 2014 年 2 月 27-28 日參加高雄柯寮漁港小搖滾音樂季，他經歷了人生的轉捩點。那場演出匯聚了不同語言背景的台灣音樂人——台語、客家話、原住民語——在太陽花運動前夕，他感受到「五雷貫頂一樣」的衝擊。張家祥說：「原來台灣的歷史跟我喜歡的音樂，他們最終會透過這些方式，結合在一起。」他開始接觸林生祥、陳明章等音樂人，理解獨立精神的真正內涵不僅是個人藝術表達，更是與土地、社會、歷史的深層對話。

五月天爭議：從失望到理解困境

2024 年年底，報導者啟動調查時，音樂圈對五月天的態度陷入了沉默。阿信在北京演唱會上的言論「我們中國人，來北京一定吃烤鴨」以及安博在中國國慶日的發文，對樂迷造成深刻落差。然而許思凱強調，這些音樂人其實也是中共集權底下的受害者，而非單純的加害者。她決定不將焦點集中於個別藝人，而是涵蓋製作人、編曲、填詞、經紀人等整個產業鏈，呈現中國政治與市場壓力對音樂生態的全面影響。她說：「當兩邊都是受害者的時候，我們在處理這群音樂人的採訪，當下我們就會想辦法第一個是怎麼樣不被辨識。」

採訪的防線與粉絲的逆向追蹤

採訪過程遠超預期的危險。許思凱原計畫帶 4 位同事進行採訪，對方只同意接受她與雪莉兩人，且在極度密閉的空間進行。受訪者被要求簽署合約：若因匿名訪談影響其生活，需負賠償責任。更驚人的是，中國粉絲可透過「年份、城市、場館樓層數」等細節，逆向推理出具體藝人身份。這促使許思凱在報導中刻意隱瞞受訪者的語言信息——「因為你光是唱哪一個語言，本身就有可能讓人辨認出來你的團大概是什麼團。」至今，許思凱仍會偷偷上微博搜尋那些受訪對象，看有沒有被延傷。

看不見的紅線：中國審查的模糊機制

張家祥曾收到 Modern 天空（中國知名音樂公司）的邀約，他列出條件：「不改歌詞、不掛中國台灣、不上媒體宣傳。」回信後，對方就沒有再理他。他說出了審查的真實困境：「你不知道那個線在哪裡……很多時候我覺得是在猜，到底出了什麼事情，或是我審查了什麼事情。」相比明確的法律禁令，中國的審查機制更多是模糊不清的——創作者無法確定哪句話、哪個內容會觸發審查，導致被迫進行過度的自我檢查。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控制工具。

漫畫家的政治立場與國際出版信任

高妍為社運著作繪製封面。2019 年，她參與日本展覽，中國網友在微博上發現高妍過去的反送中聲援與台獨立場，將她標籤為「台獨份子」並打上大叉叉。高妍坦言：「我完全不需要為了我過去的發言道歉，或者是為了我的立場而選擇妥協。」她向日本出版社披露了這場網路風波，出版社的回應令人深刻。高妍說：「他們並不會在意這些東西，因為他們當初找我畫這本書的契機跟初心，其實是因為他們想要找一個適合這本書的創作者一起合作。」這種「全然信任」的態度，代表了一種創作倫理——基於對創作者專業能力與信念的信任，而非因應政治風險就要求改變或隱藏立場。

天然獨世代的無意識融入

張家祥出生於 1996 年前，屬於「天然獨世代」。他在民主化台灣成長，民主、人權、台灣主體性早已內化為生活常態。在高妍的漫畫《綠之歌》中，護照上寫「台灣國」、牆面貼「婚姻平權」與「同心婚姻」標語，這些都是刻意的政治表達。但張家祥強調：「這些小小的訴求，其實都是我埋藏在漫畫裡的聲音。可是這個東西是我刻意去做的……而是因為這東西太理所當然，埋藏在我們的青春跟生命當中。」這道出了一個世代的真實：不是他們特別激進，而是民主台灣的日常本身就包含著對人權與自由的追求。

微小抵抗的隱蔽藝術

許思凱揭露了音樂人在中國的微小抵抗方式。萬年青年旅店演奏了未通過審查歌曲的無歌詞版本；某台灣樂團開場時播放未過審查歌曲的旋律版本；還有人在演出時說諧音梗，或在畫面中塞入只有 0.1-0.3 秒的畫面。這些技巧基於一個殘酷的現實：「有些抵抗的東西就是你一旦說出口的時候，那個抵抗就不成立了。因為你一旦說出你怎麼樣抵抗這個制度的時候，那個制度就會找到新的方法去堵住你。」更大規模的例子是某樂團因主唱的政治發言觸犯中國審查，演出被取消，卻在 14,000 個空座位中完整演出，無人尖叫、無掌聲——被迫的沉默轉化成了「小小的巨大抵抗」。

審查的級別差異與文化同化

許思凱發現，中國審查並非一刀切的禁令，而是具有選擇性的政治分野。台灣獨立樂團進行環境保護創作是「完全 OK」的，因為保護的是「台灣的相途，而台灣的相途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然而反送中運動相關創作則完全禁止，被認定為「國土分裂」。更深層的是文化同化的機制——中國不只允許廣東話、福建話樂團與蒙古族、藏族、維吾爾人的母語創作，反而鼓勵與捧紅。許思凱指出：「台灣的多元文化，其實他們也會覺得就是我們的一部分……等於你的母語被納入了大中華帝國的想像裡頭。」

非審查區域的溫柔時刻

在紐西蘭舉辦的世界合唱大賽上，某社會人士組成的合唱團因拿起代表自己國家的旗子而被主辦方制止。但在這片非中國領土的自由空間，中國與台灣的音樂人得以進行「非常融洽」的交流。一位合唱團員說：「也許中國人跟台灣人在同個產業互相交流的時候，在互相分享心得的時候，是非常有禮貌而且是非常溫柔的……那樣子的時刻是很珍貴的。」許思凱在採訪時也發現，有翻牆的中國音樂工作者願意在極短時間內坦露立場：「你想講什麼，你就直接講吧。反正我的立場跟你是一樣的，就是我平常不可以在我們的牆內講出這些話而已。」

graph TD
    A["高中通勤 2 小時
大量接觸音樂"] --> B["五月天啟蒙
主流音樂美學"]
    B --> C["2014 柯寮漁港小搖滾
太陽花前夕"]
    C --> D["林生祥 + 陳明章
台灣歷史與音樂的結合"]
    D --> E["獨立精神的重新定義
音樂=社會對話"]
    F["台灣民主環境
人權議題內化"] --> G["天然獨世代
1996 年後出生"]
    G --> H["漫畫創作自然融入
台灣國護照 + 婚姻平權"]
    I["五月天親中表態
北京演唱會言論"] --> J["樂迷失望
價值觀落差"]
    J --> K["尋求對話基礎
而非對抗"]
    O["中國審查模糊性
看不見的紅線"] --> P["創作者自我檢查
過度審查"]
    P --> Q["微小抵抗行動
無歌詞版本 + 諧音梗"]
    R["審查級別差異
環保 OK、反送中禁止"] --> S["文化同化機制
方言納入大中華敘事"]
    S --> T["母語被尊重
卻失去主體性"]

💬 精彩觀點

「獨立精神一直在找這個東西——獨立音樂跟社會是有對話有連結的。」——張家祥

這句話重新定義了「獨立」的含義。不是自我中心的藝術表達，而是與社會脈絡緊密相連的承諾。獨立音樂人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是：我的音樂站在什麼立場？我與我的社會、我的土地有什麼樣的對話關係？

「當兩邊都是受害者的時候，我們在處理這群音樂人的採訪，當下我們就會想辦法第一個是怎麼樣不被辨識。」——許思凱

這揭示了深度報導的倫理困境。當簡單的「加害者 vs. 受害者」框架不再成立，記者必須在保護受訪者、呈現複雜性與避免造成二次傷害之間進行精細的平衡。採訪的每一個細節——甚至是沉默——都成了倫理決策。

「我完全不需要為了我過去的發言道歉，或者是為了我的立場而選擇妥協。」——高妍

在中國輿論施壓與商業誘惑的雙重面前，高妍選擇了堅守。她的信念來自於日本出版社對她的「全然信任」，這提示著：創作自由不是自給自足的，而是需要被看見、被相信、被支持的。

「有些抵抗的東西就是你一旦說出口的時候，那個抵抗就不成立了。」——許思凱

這是對審查機制最深刻的理解。審查不只是禁令，更是一場不對稱的「躲貓貓遊戲」。有效的抵抗必須在「說不清楚」的狀態下進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某些微小的創新——無歌詞演奏、0.1 秒的畫面、諧音梗——反而成為最聰慧的反抗形式。

「台灣的多元文化，其實他們也會覺得就是我們的一部分……等於你的母語被納入了大中華帝國的想像裡頭。」——許思凱

這揭示了軟實力收購的機制。不是直接壓制，而是透過「尊重」與「鼓勵」，將多元文化納入統一敘事框架。母語創作被允許，卻只能作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存在。這比直接審查更隱蔽、也更難以抵抗。

💡 個人反思

當你最愛的樂團改變政治立場，你失去的是什麼？

座談會中多次提及樂迷的「找回主體性」——認識到自己作為「共鳴容器」的獨立價值。樂迷不應將自己的情感完全依附於表演者，自己曾經因音樂而感動的經驗依然有效，縱然表演者的政治立場改變。也許「找回主體性」的過程，就是在承認這份背叛的同時，學會與之並存而非單方面遺忘。

在全球民主衰退的時代，創作自由的邊界在哪裡？

30 年前，民主國家間的貿易佔全球的 70%；現在，降至不到 50%。這個數字象徵著獨裁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崛起，也象徵著創作者面臨的壓力倍增。許思凱在採訪中的謹慎——隱瞞語言信息、不曝光抵抗細節——既是為了保護受訪者，也暴露了這個時代對創作與報導的窒息性限制。我們無法期待個別創作者改變系統，但我們可以期待什麼？也許是看見他們在夾縫中找到的每一道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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