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來敲婉｜外籍幫傭成挽救少子化妙方？提供「多一個選擇」的背後，恐導致照顧公共化政策倒退？

集數概述

台灣行政院宣布2025年4月13日起放寬外籍幫傭申請資格，從原本家有三位六歲以下子女才可申請，大幅降門檻至「家有一名十二歲以下孩童」即可聘用。官方定調為「多一個選擇」，協助育兒家庭減輕家務負擔、讓女性安心留在職場。

然而這個看似便民的政策，背後隱藏著深層矛盾：它究竟是在解決少子化與女性勞動力流失問題，還是在「修補症狀」的同時，悄悄瓦解台灣近年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照顧公共化體系？

本集引述學者與倡議者的分析指出，這不只是一道育兒選擇題，而是一場關於「照顧責任由誰承擔」的社會價值之爭——是交由市場與個別家庭自行解決，還是作為國家義務由社會整體共同承擔？這個答案，將深刻影響台灣下一個世代的社會結構。

核心議題

• 放寬外籍幫傭門檻，真的能有效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還是只解決了少數高收入家庭的需求？
• 「多一個選項」的政策邏輯，是否實質上擴大了照顧服務的私有化，加劇社會階級不平等？
• 台灣花了數十年推動的照顧公共化成果，會因這波政策鬆動而倒退嗎？
• 企業主若真正關心勞動力短缺，為何不把支持照顧公共化視為對未來的長期投資？
• 工作、托育、家庭三端並重的「托育翹翹板」政策框架，現在最缺的那一塊是什麼？

重點內容

「多一個選擇」的政策邏輯，究竟為誰服務？

行政院的新聞稿強調，這項政策並非取代既有托育體系，而是「在社會支持資源之外，提供一項家務協助的選擇」。但學者葉明瑞（台大公衛）與劉丰毅（中正社福）指出，聘請外籍移工需要家庭自行負擔費用，意味著有能力申請的，仍是相對有經濟餘裕的家庭。

這道隱形的經濟門檻，實際上把最需要育兒協助的資源弱勢家庭排除在外。更關鍵的是，托育公共化的精神是「讓育兒成為社會整體的共同責任」，而這項政策方向，卻是把照顧責任重新推回個別家庭與私有市場——這是方向性的倒退，而非中性的選項增加。

34年前的警告，今天仍然有效

1991年，婦運前輩李元珍教授便已撰文指出：「開放外籍女傭不是辦法，積極規劃婦女政策才是正途。」她的論述核心是：雇用外籍幫傭需要提供住宿，實質上只有高薪階級才請得起，只會讓「官太太、少奶奶」省下時間，而一般職業婦女根本無法受益，反而凸顯社會階級不平等。

34年後，這段批判依然精準。現在的年輕家庭多數是租屋族，哪來多餘的房間讓幫傭居住？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王昭慶進一步分析：在台北，真正能受益的，是原本就花七、八萬元聘請到府高學歷保姆的金字塔頂端家庭——改聘外籍幫傭只需三萬多元，服務時數還從十小時變成二十四小時，對這群人來說確實划算。對多數受薪家庭而言，這個政策幾乎沒有實質幫助。

台灣照顧公共化的歷史成果，正面臨考驗

過去台灣對育兒的思維，幾乎純然視為「家庭私事」。近年透過社會運動倡議與立法，逐步將兒童照顧從私領域拉向公共責任。2018年起的「零到六歲，國家一起養」少子化對策計劃，正是這個方向的具體實踐：廣設公托、非營利幼兒園、政府補貼托育費用，讓養育下一代不再只是個別家庭的重擔。

這套體系雖然仍不完善（如公托名額競爭激烈、部分家長仍擔心托育品質），但至少有學歷資格要求、定期訪視評鑑、政府經費補助等監管機制。相比之下，外籍幫傭目前完全沒有針對育兒的專業把關與監管機制，孩子獨留在家由幫傭照顧，父母也難以真正放心。若大量家庭轉向外籍幫傭，托育需求萎縮，好不容易建立的公共照顧體系將面臨資源撤退的壓力。

工作家庭平衡的「翹翹板模型」：少的那一塊在哪裡？

王昭慶提出一個清晰的架構：托育服務是支點，工作與家庭分據翹翹板兩端。要達到工作家庭平衡，三個端點都需要政策資源支持，任一端過重都會失衡。

目前台灣真正匱乏的，不是托育這個支點（近年已有相當建設），而是：一、工作端的友善職場政策（彈性工時、育嬰留職、不懲罰育兒者的職場文化）；二、家庭端促進男性參與育兒的政策（父親育嬰假的實質落實、社會文化改變）。光靠引進外籍幫傭，完全迴避了這兩塊核心缺口，也不可能說服原本就不信任托育體制、寧願自己帶孩子的媽媽重返職場。

企業視角：照顧公共化是投資，不是成本

葉明瑞與劉丰毅從資本家與雇主的角度切入，指出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已深切感受到勞動力短缺壓力。然而企業主的焦慮缺乏宏觀長遠視角——他們尚未將「支持照顧公共化」理解為對未來勞動力的投資。

若企業願意承擔部分照顧成本，打造真正平等的勞動環境，讓受雇者不必在工作、育兒、照顧長輩之間被迫取捨，長遠而言，這是確保穩定勞動力的自利之舉，是雇主與勞工的互利共贏。此外，「照顧」的範疇也不限於兒童，還涵蓋短期或長期失能者、身心障礙者、高齡者——照顧公共化是整個社會都需要面對的結構性改革。

精彩觀點

「開放外籍女傭不是辦法，積極規劃婦女政策才是正途。雇佣外籍女傭只會讓更多官太太、少奶奶省下時間去從事交際應酬，而一般的職業婦女無法享受，反而造成特權現象，凸顯社會階級的不平等。」 —— 李元珍教授，1991年（婦運前輩）

「托育服務是支點，上面兩端分別是家庭以及工作。現在台灣真正匱乏的，是工作端的友善職場政策，以及家庭端如何促進男性參與育兒的政策。」 —— 王昭慶（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這項政策實質上是擴大私有照顧市場，增加了階級之間的相對剝奪感，如同給了托育體制賞了一個大大的巴掌。」 —— 葉明瑞（台大公衛副教授）、劉丰毅（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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