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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監、寫信告訴你,鐵窗外香港是什麼模樣⋯⋯2019年後,台灣探監師與港人創作者走過的香港監所陪伴路

台灣探監師林明儀七年間探訪逾400名反送中政治犯,最終在監獄內部遭捕、單獨監禁5個月;劇場創作者Frankie以新作《辭志生活》記錄流亡者與在囚者的共同處境。

2026-03-06 · 9 min read
香港 政治犯 反送中 流亡 探監師

📌 集數概述

本集由《報導者》Podcast 節目《The Real Story》製作,主持人婉如帶領聽眾走進香港監獄體系內鮮少被記錄的陪伴現場。受訪者林明儀是台灣出生、因婚姻定居香港長達 45 年的「探監師」,七年間探訪逾 400 名反送中政治犯超過 1000 次,後遭港府於 2023 年 6 月在監獄內部逮捕、單獨監禁 5 個月,出獄後被迫在三週內離開香港。另一位受訪者 Frankie 是現居台灣的香港流亡劇場創作者,以新作《辭志生活》(2026 年 3 月於台大遊心劇場演出)記錄流亡者與在囚者的共同處境。本集以具體細節還原香港獄政的運作邏輯,追問在國家機器的系統性壓迫下,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結如何成為支撐彼此走下去的力量。

🎯 核心議題

  • 探監師填補了誰的空缺? 家屬與律師無法完成的事,為何需要一個「無利害關係的自願者」介入——而這樣的存在,又為何讓當局如此忌憚,最終促成修法?
  • 監獄的邊界在哪裡? 林明儀說「你坐完牢以後出來,在香港一個大監獄,再坐三年牢」——出獄後的強制監管、學業中斷、戶口取消、銀行刁難,如何讓刑期延伸至整個社會空間?
  • 「凝視」能保護誰? 在封閉的懲教系統內,要求受刑人摘下口罩查看傷勢,這個動作能構成多大的制衡?公開見證本身是否具有防護力量,還是只是象徵性的?
  • 創傷可以被「克服」嗎? Frankie 說創傷不會過去,只能「找到與它共存的方式」——面對出獄後仍清晰重現的身體記憶,「共存」究竟要求當事人承擔什麼?
  • 2019 年真的結束了嗎? 在媒體幾乎噤聲的情況下,2025 年仍有逾百人在香港新增被捕、以即時還押方式直接送監,這段仍在延續的歷史,為何如此難以被外界看見?

🔍 重點內容

探監師的誕生:從第一個受刑人到滾雪球式的陪伴網絡

林明儀並非以任何組織或機構身份介入,而是以純粹的個人意願開始探監。反送中逮捕潮爆發後,許多年輕抗爭者與家人關係決裂,獄中完全缺乏外部支援。家屬探監每次僅有 15 分鐘,隔著鐵柵欄與玻璃用電話通話;許多家屬情緒崩潰、哭泣不止,實質資訊無從傳遞。林明儀以冷靜的第三者身份進入,對受刑人承諾「從不缺席」。七年下來,她探訪了 400 多人、合計超過 1000 次,最高紀錄是一天 6 次、全年無休。

入獄第一天:高度儀式化的馴化程序

根據林明儀轉述的受刑人陳述,進入香港監獄的第一天,有一套固定的恐懼製造程序:打耳光、脫鞋後以藤條擊打腳板、軍事化體能操練,同時強迫大聲喊「Yes Sir, Thank you Sir」。這套程序不是偶發的衝突,而是設計明確的「服從儀式」,目的是在第一天就從心理與肉體層面系統性地摧毀抗爭者的尊嚴。其效果持久到難以想像:受刑人出獄 4 至 5 年後,談及這段經歷時仍會情緒激動、不自覺重現當時的動作,身體記憶一直在那裡。

「開媽」的探監現場:凝視作為微型保護機制

受刑人與家屬全體稱林明儀為「開媽」(粵語「乾媽」),這個稱呼甚至在香港監獄內部成了不能提起的敏感詞——當局對這個超出國家控制的民間情感網絡高度警戒。林明儀進入探監室後的第一個固定動作,是要求受刑人摘下口罩,查看臉部是否有傷。她解釋這個動作的雙重作用:一是確認受刑人的人身狀況,二是讓監獄工作人員知道「有人在留意」,以此形成外部監督壓力。在封閉的高壓環境中,公開的凝視本身就是一種有限但真實的防護。疫情期間,這個動作尤為關鍵——口罩成為遮掩傷勢的工具,摘下口罩就是還原真實處境。

出獄後的「大監獄」:全面切斷回歸社會的出路

被捕時最小的案例是 12 歲,被判暴動罪成立的最小案例是 14 歲,最年長的案例是一名因在街頭大聲質問警察逮捕行為而遭判刑的 80 歲長者。林明儀以一句話描述出獄後的處境:「你坐完牢以後你出來,在香港一個大監獄,再坐三年牢。」出獄者面臨強制監管 3 年、絕對禁止離境;同時戶口被取消、無法復學、社工資格遭撤銷、銀行開戶受刁難——所有回歸社會的管道被逐一封堵,實體刑期結束不等於任何形式的自由。

2023 年 6 月:在監獄內部被捕的政治展演

林明儀的探監活動從 2019 年底持續至 2023 年 6 月。同年 2 月,保安局局長召開大型記者會,不點名批評「有人自稱探監師」危害國家安全。四個月後,她在監獄內部探監時當場被捕——並非在離開懲教署地盤之後,而是由國安人員刻意進入監獄地盤執行逮捕。林明儀分析其中的政治意圖:「他應該等我離開那個地方你再去抓我,而不是進入那個地方去抓我。我認為他是要確認我是探監師的角色,所以在監獄拉我——製造恐懼,讓身邊的人知道你去做這個行為是犯法的。」被捕導火線,是她協助 2020 年入獄、遭獄方毆打的受刑人,在三年追訴期限的最後一天向高等法院遞交控告保安局局長縱容屬下犯法的文件。她被指控「偽造文書」,並被定性為「主謀」。

單獨監禁的 5 個月:「不讓你死、不讓你好過」

林明儀在羅湖監獄單獨監禁 5 個月。牢房比錄音室大一點點,廁所在房內,每天食物完全相同,一餐預算僅港幣 7 元,不允許家屬送飯。當局禁止她下工廠或參與任何集體工作,徹底切斷她與其他受刑人接觸的可能。入獄頭一個半月,所有寄給她的信件被監方扣押、不告知去向。她患有嚴重疾病,監獄拒絕提供原有的處方用藥,只給無效的基本藥物,也不允許保外就醫或自行申請所需藥物。為避免連累外界為她送書的人,她主動拒絕接收任何書籍,5 個月內只靠一本聖經度過,先讀完新約,再讀完舊約。

鐵窗內的書信往來:去政治化的日常通信策略

受刑人在獄中最常問的問題是:「香港人是不是已經忘記我們了?」每天抽兩個時段畫畫——用林明儀購買送入的木顏色與水彩——把完成的畫作寄給外界,成為保持心理連結的日常。Frankie 與受刑人之間發展出一套應對信件被消失風險的驗證機制:每頁信紙標記頁碼與第幾封信,讓缺漏變得顯而易見。信件內容有明確的禁區:政治口號、「加油」、粵語「頂住」,以及表達憐憫或灰暗情緒的任何字句。取而代之的是美食體驗、旅遊風景、讀書筆記。林明儀則鼓勵受刑人把刑期重新框架:「你不管你要待幾年,把這幾年放在進修的路途上面,你出來一定會用到的。」

2025 年修例:從地下打壓到合法化行政裁量

2025 年,香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通過《監獄規則》修訂,修例後,探監許可從「開放登記制」轉為「行政裁量制」,准駁權完全收歸政府。然而 Frankie 指出,打壓早在修例之前已地下化運作:「他現在做得很暗了。私底下講的,你不能去,然後叫裡面的人不要接受,就不會在那個檯面上的事情。」修例只是將這套非正式的阻撓手段正式合法化。與此同時,2025 年仍有約 100 多人在香港新增被捕、以即時還押方式直接送監,香港媒體幾乎完全不報導,鎮壓在公眾視野之外持續常態化。

《辭志生活》:從流亡罪疚感到劇場行動

Frankie 在台灣求學十幾年,2022 年返台。前作《記:記性》於 2023 年獲台北文學獎,探討香港流亡者與在囚者的處境。新作《辭志生活》的田野調查,來自對林明儀及約 5 至 6 位年齡、性別各異受刑人的深度訪談。林明儀看完《記:記性》中對羅湖監獄的描繪後,給了直接的回應:「形容得不夠差,現實更糟,劇中比較完美一點點。」《辭志生活》於 2026 年 3 月 6 日至 8 日在台大遊心劇場演出,長度約 65 分鐘。對 Frankie 而言,創作動力來自流亡者的共同心理負荷:「我離開了,我可以成功走了,但是我的夥伴還在香港,還甚至在監獄裡面。那對於流亡者是個很痛的事情。」

活下來即是抗爭:創傷哲學的終極定錨

林明儀揭示了自己從事高強度人道工作的心理防禦策略:每結束一個案件,就徹底忘記、不讓自己停留在悲傷中,因為前方還有更多需要陪伴的人。她甚至坦承,「麥克風前面講的話,也是在告訴我自己,往前看,往前看」——公開表述同時成為自我療癒的一部分。Frankie 的創傷哲學與此呼應:創傷不會過去,只能找到與它共存的方式。節目結尾,婉如朗讀劇團「給觀眾的信」作為全集的精神落點:「活下來並且努力找尋快樂的可能性,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具意義的抗爭。」

graph TD
    A["2019年反送中
大規模逮捕"] --> B["政治犯入獄
最小14歲・最大80歲"] A --> C["部分抗爭者
被迫流亡離港"] B --> D["家屬探監
每次僅15分鐘"] B --> E["入獄第一天
系統性馴化暴力"] D --> F["林明儀「開媽」
探監師介入陪伴"] F --> G["探訪400+人
共1000次・全年無休"] F --> H["物資・書信・法律協助
出獄後安置照護"] C --> I["Frankie
劇場創作《辭志生活》"] G --> J["2023年6月
林明儀在獄中被捕"] J --> K["單獨監禁5個月
醫療剝奪・信件扣押"] K --> L["2025年修例
探監改行政裁量制"] B --> M["出獄後
3年監管・禁止離境"] E --> N["身體記憶
出獄4-5年後仍重現"]

💬 精彩觀點

「我進去第一件事就是叫他把那口罩拿下來,給我看看他的臉部有沒有受傷,這個是很重要的。這個舉動就告訴給監獄的人知道,我們有人在留意他的情況。」——林明儀

在一個封閉的威權系統中,「有人在看」這件事本身就具有實質作用。林明儀的摘口罩動作,在同一個瞬間完成了兩件事:對受刑人表達個人關懷,同時向監方傳遞外部監督的信號。這說明即使在制度極度傾斜的環境中,微小的具體行動仍能撬動一點點結構空間。

「他們這裡面的監獄裡面,就令你不會死,但是你不會好。他確保你不會在監獄裡面死掉,這是我肯定的,但是不會令你好過。」——林明儀

這句話精確描述了當局對待高等級政治犯的操作邏輯:以「不讓人死在獄中」為最低底線,規避國際輿論的批評,但透過單獨監禁與系統性醫療剝奪,讓受刑人在病痛中無止盡消耗。林明儀的親歷與黎智英在獄中遭遇的對應,揭示這是一套具有一致性的制度設計,而非個案疏失。

「他們希望他們的犧牲是值得的。我們看得到理由在外面還記得我、還記得外面的風景進來,他覺得他們的犧牲是有意義的。」——Frankie

在全面隔絕的環境中,「被遺忘」比肉體的剝奪更能動搖一個人繼續走下去的意志。Frankie 道出了為什麼一張寄進監獄的風景明信片,比任何政治口號都更有分量——它是一個具體的證明:你的存在被看見了,你選擇的那條路沒有被遺棄。

「我不用政府肯定我,這就是一種的肯定。朋友沒有忘記他,外面的人沒有忘記他。」——林明儀

陌生人每天一封的信件、法庭上坐滿的聲援群眾,在國家定罪之外構成另一種評判的座標系。當林明儀說「我不用政府肯定我」,她拒絕的是以國家認可作為衡量個人行動價值的唯一標準,以民間情感連結取而代之,作為道德自信的最終根基。

「活下來並且努力找尋快樂的可能性,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具意義的抗爭。」——婉如引述劇團「給觀眾的信」

在國家機器試圖以監禁、孤立與醫療剝奪全面摧毀盼望的情境中,「活下來」本身已是主動的抵抗。這句話為整集節目裡所有具體的陪伴行動——探監、寄明信片、每天兩段時間畫畫——找到了共同的精神依據:不被苦難吞噬,就已在體制之外守住了什麼。

💡 個人反思

你願意在沒有任何組織、沒有任何回報的情況下,成為某人「從不缺席」的陪伴者嗎?

林明儀說,「我沒有組織,我只是獨立一個人。所以我對我的行為,只有我對我自己交代。」這種徹底的個人道德自主,讓她得以在高壓下持續行動,也讓她最終承擔了入獄的代價。當你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某個處境——沒有人要求你介入,介入可能有代價,但不介入良知會不安——你的判斷標準是什麼?林明儀的答案是「我認為這是一個公義的事情」,而你的呢?

「創傷不會過去,只能與它共存」——這個說法讓你感到解脫,還是更沉重?

Frankie 拒絕了「放下」「走出來」這類對創傷的慣常期待,提出「共存」作為替代框架。對當事者而言,這可能是一種解脫——承認痛苦不必消滅;對陪伴者而言,則意味著必須接受支持沒有終點。林明儀選擇「刻意忘記、往前看」,Frankie 選擇「把它做成劇場」——兩種方式都沒有對錯,但各自要求當事人付出不同的代價。